宋詞中的家國情懷

發布時間:16-09-22 14:48:47 作者: 來源: 中國紀檢監察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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婉約詞派是宋詞風格流派之一,清人王士禎《花草蒙拾》說:“張南湖論詞派有二,一曰婉約,一曰豪放”。宋代尤其是南宋婉約詞家繼承花間余緒的同時,在內容和思想主題上均有所開拓,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代表,他們用婉轉柔美的方式吟唱出了自己的時代心聲。

李清照(1084-1155年),號易安居士,山東省濟南人,一代婉約詞宗,有“千古第一才女”之稱。1127年,金兵入侵,宋室南渡,國破家亡之痛,顛沛流離之苦,使得她后期的作品滲透了深沉的故國之思。如“子孫南渡今幾年,飄流遂與流人伍。欲將血淚寄山河,去灑青州一抔土”。

紹興二十年(1150年),流落臨安的李清照逢元宵節感舊而作《永遇樂·落日熔金》,“落日熔金,暮云合璧,人在何處。染柳煙濃。吹梅笛怨,春意知幾許。元宵佳節,融和天氣,次第豈無風雨。來相召、香車寶馬,謝他酒朋詩侶。中州盛日,閨門多暇,記得偏重三五。鋪翠冠兒,捻金雪柳,簇帶爭濟楚。如今憔悴,風鬟霜鬢,怕見夜間出去。不如向、簾兒底下,聽人笑語。”

在這首詞中,李清照通過對中州盛日元宵佳節熱鬧景象和歡樂生活的回憶,與當前節日悲涼境遇和寂寞心情相對比,顯示出自己生活環境的變化,流露出一種飽經憂患、今不如昔的感受以及對故國和故人的懷念之情,感情深沉真摯,語言樸素清新。南宋末年著名的愛國詞人劉辰翁在《永遇樂》詞序中云:“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《永遇樂》,為之涕下。今三年矣,每聞此詞,輒不自堪,遂依其聲,又托易安自喻,雖辭情不及,而悲苦過之。”可見,此詞的影響之大,感人之深矣。

姜夔(1155-1221年),字堯章,號白石道人,世稱姜白石,饒州鄱陽(今江西鄱陽)人,南宋詞人、音樂家。姜夔幼年失去雙親,寄居在漢陽的姐姐家,成年后屢試不第,奔走四方,過著幕僚清客的生活。

宋孝宗淳熙三年(1176年)冬至日,時距金主完顏亮南犯已有十五年,姜夔因路過揚州,目睹了戰爭洗劫后揚州的蕭條景象,“夜雪初霽,薺麥彌望。入其城則四顧蕭條,寒水自碧,暮色漸起,戍角悲吟”。撫今追昔,悲嘆今日的荒涼,追憶昔日的繁華,發為吟詠,以寄托對揚州昔日繁華的懷念和對今日山河破碎的哀思。“淮左名都,竹西佳處,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,盡薺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后,廢池喬木,猶厭言兵。漸黃昏、清角吹寒,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賞,算而今、重到須驚。縱豆蔻詞工,青樓夢好,難賦深情。二十四橋仍在,波心蕩、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,年年知為誰生?”

姜夔終身布衣,不曾仕宦,因此,他只能將自己的一腔家國情懷,用比興的手法融入詞中,委婉蘊藉。張炎《詞源》贊其詞“不惟清空,又且騷雅,讀之使人神觀飛越。”這首震今爍古的名篇一出,就被他的叔岳肖德藻(即千巖老人)稱為有“黍離之悲”。

家破人亡之痛、顛沛流離之苦和黍離之悲緊緊地交織在了一起,李清照和姜夔的這種家國情懷,成為南宋婉約詞的一種傳統思想主題,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繼承和發揚了。

周密(1232-1298年),字公謹,號草窗,又號四水潛夫、弁陽老人、華不注山人,南宋詞人、文學家。祖籍濟南,流寓吳興(今浙江湖州),宋德祐間為義烏令,入元隱居不仕。

南宋滅亡后,周密的生活和詞風都發生了變化,他繼承了婉約詞發展中典雅深婉一派的藝術傳統,詞的形式精謹、詞意凄婉,蘊藉地表現了深厚纏綿的故國之思。“東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《周公謹棄陽詩序》云:“晚年展轉荊棘霜露之間,感慨激發,抑郁悲壯,每一篇出,令人百憂生焉”。

“回首天涯歸夢,幾魂飛西浦,淚灑東州。故國山川,故園心眼,還似王粲登樓”;“露草霜花,愁正在、廢宮蕪苑”;“高臺在否?登臨休賦,忍見舊時明月”;“廢苑塵梁,如今燕來否?翠云零落空堤冷,往事休回首”等等,這些詞句都表露出了他的亡國悲痛和孤獨無依的情感。

周密的詞作在表達故國之思的同時,也曲折地表現了宋遺文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意識。南宋滅亡后,詞人陳允平被薦至元大都,周密作《高陽臺·送陳君衡被召》有云:“酒酣應對燕山雪,正冰河月凍,曉隴云飛。投老殘年,江南誰念方回?東風漸綠西湖柳,雁已還,人未南歸”。懷念被召友人,仍不忘勉慰他勿忘江南故國,勿事新朝,隨雁南歸。不久,老友陳允平果以疾辭,拒不入仕,隨即南歸了。

張炎(1248-1320年),字叔夏,號玉田,晚年號樂笑翁,為南宋中興名將張俊之后。宋亡后漂泊于吳越之間,窮愁潦倒,郁郁而終。他的詞前期現實性較強,有深厚的愛國思想,后期黍離之悲中,更多了抒寫個人身世的不幸。

詞人在《月下笛》序中說“孤游萬竹山中,愁思黯然,因動黍離之感”。這“黍離之感”正是張炎愛國主義思想的特質。宋亡之后,張炎也曾有過激昂慷慨的情感:“壯志己荒圯上履,正音恐是溝中木”,但他雖抱為國復仇的志愿,可是又感到歷史命運已無法改變,名篇《高陽臺·西湖春感》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。“接葉巢鶯,平波卷絮,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游?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,到薔薇、春已堪憐。更凄然,萬綠西泠,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?但苔深韋曲,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,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,掩重門、淺醉閑眠。莫開簾。怕見飛花,怕聽啼鵑。”

這首詞作于元軍入臨安之后,詞中之春歸具有象征意義,象征西湖繁勝隨宋亡而去,江南兵火,故園毀滅,舊家燕子已經飛去,唐之長安勝地韋曲已經苔深,晉賢清游之斜川已經草暗,一切都荒涼了,春歸也結束了詞人青春的歡樂,國家不存,無心再續沉溺的笙歌之夢,唯留下遺民的無盡悲哀,全首詞流露著詞人深切的眷戀。這里黍離之感的故國之思與桑梓之悲的鄉土之情,高度地融合了。清人陳廷焯認為此詞“凄涼幽怨,郁之至,厚之至”。

家國情感從來就不是抽象的,對于詞人來說,家國之愛往往是深深地扎根于個人遭際、鄉土情思之中的,在華夏正音不復的特定歷史背景下,它對激發南宋遺民的愛國主義情感,提振民族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,讓后世景仰。(晏震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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